就疫情防控新形势，钟南山作出一系列重磅解读

[21]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因公法合同所产生的金钱给付义务。

首先，主体程序的高度相似性。[44]在地方府际关系（local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网格化发展的今天，[45]政府间协议已成为地方政府横向协作的重要路径。

此为自治县依法行使单行条例制定权的正当范畴，仍须回到大自治与小自治关系的理论框架中分析：若自治州选择行使一般地方立法权，则属于上级民族自治地方履行一般事权而下级民族自治地方履行自治权的情形。如果侧重保护的是石林所承载的彝族民族历史和文化形象，[43]则可选择行使自治立法权。民族既包括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具体实施范围包括：市政公用设施运行管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园林绿化管理等方面的全部工作。[46]郑永年教授曾对该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甚至以之作为行为联邦制理论的重要支点，参见郑永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邱道隆译，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七章相关内容。

[44]如2016年5月18日至19日在湖南省永顺县召开的酉水河流域协作立法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发布的《酉水河流域协作立法第二次联席会议倡议书》第二项提出：倡议酉水河流域县与县、州与州之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举行联席会议、联合管理、信息共享等方式开展流域保护事务的跨行政区域的密切合作。映射到自治州立法实践中，《立法法》修改→相关条款规范分析→自治州立法实践的过程恰恰反映为社会（实在）→规范→社会（实在）所对应的方法论的多阶轮替出场，本文也愿意成为尝试强化目前较为薄弱的规范阶段研究的一种前言。苏力的论述中隐藏起来的立场，在一部分研究者那里发展为一种质疑权利的极端看法，这就是认为，权利是一种修辞而非论证，它的功能不过是展示情绪和激发共鸣。

在正义的社会中，权利救济不依赖于权利主体的私人救济，也不单纯地依赖于法定的救济，同时还依赖于权利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3]在这里，我们将看到权利主体的诞生，将看到权利主体陷入迷茫与孤独，也将看到这个主体力求获得他者承认从而进入共同生活的努力。在苏力的笔下，权利的标准被暗自替换。[1]当代中国权利理论的发展与主体性哲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代权利理论的发展过程正是主体性通过法律概念和法学话语的表征过程。

在正义原则面前，某些权利应该得到克减。[34]参见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初步建立了主体性哲学，此后，他又先后发表了《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他们的理论的前提都是一个想要实现自身权利的权利主体，他只能依靠自身。但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有关权利的这个定义体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不仅如此，良知并不仅是个体的良知，而是一个由行为人、旁观者、受动者组成的社会的良知。

[42] 将人视为一种类存在物，是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有关类的哲学的基础上对主体性概念的一个突破。可以想见，在以利益为中心的经济社会中，这种私力救济主要体现为利益的交易与计算，体现为权利主体如何采取成本更低的方式实现权利。高清海关于主体性的相关论述，参见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从此，当代法学中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讨论，以及法学中其他概念的讨论就获得了新的基础。

[46]权利冲突的解决因此获得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关系范畴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权利如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也是有其限度的。值得检讨的是，这篇文章忽视了张文显在1988年长春会议上提交的论文《关于权利与义务的思考》中出现的那个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和意志自由的权利主体，也忽视了他90年代初的权利观念中发生的变化。

在1990年发表的《权利本位之语义和意义分析》一文中，张文显明确概括了凡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制度具有的突出特征。[27]参见张文显：《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的更新》，《现代法学》1988年第5期，第6页。

参见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1990年代的权利观念中，个体作为权利的主体享有不受国家干预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权利更多被视为个体应有的权利。当然，如果用他的这种本土化的权利理论分析1990年代中期中国人的权利主张，那么，这时的人们关注的自然是利益。这三个要素，正是市场赖以发展的要素。尤其参见第203页及其以下部分的论述。[36]北岳（张恒山）：《法律权利的定义》，《法学研究》1995年第3期。

这个新定义不仅出现在张文显的这部代表性作品中，此后还出现在他的博士论文以及由他主编的《法理学》教材中。在张文显有关权利的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在此存在着一个权利主体，他拥有在法定范围内表现意志，作出选择，从事一定活动的自由。

更明确地说，是要基于共同的意志形成共同的规则，以实现共同的正义。[41]参见[法]若斯兰：《权利相对论》，王伯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不仅如此，这个一心追求权利客体的个体，将自身之外的他者视为工具，从而陷入到了孤独之中。[8]1981年，张光博发表《试论法定权利的界限》一文，据说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学者首次在法学研究中强调权利概念的核心意义。

他对这样的主体不以为然，他早就将这个主体的预设视为西方话语的暴政。这种建立在复仇基础上的制度的根基是个体性的。[10]不仅如此，这篇文章还提出了权利本位的四大要义：权利平等、对自由社会的追求、对多元利益的确认、对世俗幸福的肯定。实际上，无论是法权概念，还是社会权力的概念，都表明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冲突。

权利救济问题并非单个主体如何实现自身权利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正义的社会结构问题。权利被视为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需要和主张，而对于这些需要和主张的承担者也就是权利主体的关注反倒被取消了，实际上，人们不再关心权利主体的更为多元性的需要。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权概念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那个从法律的范围之内解脱出来的个体，获得了自身的身份，从此，他的需求就成为法律权利的标准。[49]参见注[48]贺海仁文，详见该文第三部分。

因此，在苏力和徐昕有关私力救济分析的背后，体现了1990年代后期以来权利观念发展的一个线索，这就是不断想要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的个体的权利诉求远远超出了公共权力能够提供救济的程度。[45] 将马克思有关类存在的思考引入到权利理论的反思中，这就突破了1990年代以个体为主体的权利观念，权利概念只能是一个关系性的观念，是一个关系范畴，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权利概念才有意义，才可以得以解释。

[21]在著名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一书中，高清海写道：哲学，归根结底来说，就是人对自身主体性的反思理论，即主体自我意识的理论表现，哲学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历史过程。2004年，苏力发表了《复仇与法律》一文，[32]这篇文章实际上涉及到了权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即权利救济。诉讼是一种主导性的权利救济机制，是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过渡的基本标志。权利的个体化由于个体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伴随着1990年代大规模的市场活动，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具体权利形式，一些此前不被中国人理解的权利概念出现了，最有影响的是人格权的概念，[28]由此也带來了有关隐私权的观念。

这个享有自由和能够作出选择的权利主体对法律秩序有着怎样的期待？[8]透过郑成良于1989年发表的题为《权利本位说》一文，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一种全新的法律秩序的描述。因此，肖像权和人格权这些以往闻所未闻的权利进入到法学研究者的视野。

在张恒山的良知论中，蕴含着人的社会性的基础，蕴含着法律规则产生的基础。权利内涵的变化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对于权利概念的界定中，在1993年出版的《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张文显意识到，他此前将权利绝对地限定在实证法律规范之内存在问题，因而对权利进行了全新的界定，提出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在这里，首次出现了权利是第一性的因素，义务是第二性的因素，权利是义务存在的依据和意义等论断，权利本位第一次获得了明确的概念化表达。权利的绝对主义倡导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其目的在于排除一切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的束缚，承认个体有超越于法律和社会契约之上的先天权利。